開寶十年夏五月，大漢遭遇了開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水災，廣大中原地區，霖雨不止，河南、河北數十州縣苦雨為災。
更令人心驚著，“乖巧”了十數年的黃河，開始興風作浪,水位暴漲，洪災頻發，澶州、大名及下游十數州縣堤防，皆有傾覆之危，數百萬百姓，飽受威脅。
雖反應稍遲，但在確認水患的等級與危害之后，大漢朝廷也展現出當下行政能力的高效,以極其嚴厲的態度,連發制命，廣諭各地州縣官府，要求他們嚴防死守，抗災救民。
這一次，幾乎是一次總動員，針對于黃、汴二河流域地方官府，官民齊動，軍民配合，聲勢陣仗，堪比北伐期間，甚至猶有過之，畢竟此番是真正影響到他們的利益,并且性命攸關。
為了引起重視,也為表示決心，趙普甚至通過不那么正式的方式，向相關官府傳達一個態度：哪里出事,便處置哪里；誰懈怠疏忽,便辦誰。
沒有虛頭巴腦，也沒有拖泥帶水，干脆、利落，簡單直接，堪稱粗暴的威脅。并且為了讓地方上的猴子們有所警惕，最先決口的澶州主副官員，就成為了此番抗洪救災動員祭旗的雞，甭管委屈不委屈，沒有任何道理可講。
殺雞儆猴這一招，招式很老，但往往管用。很多教訓有時不那么容易被吸取，但有此典型，卻也沒有多少人敢不上心，即便不為治下的黎民百姓考慮，為了自己的頭上的官帽子，也要多幾分用心。
在抗災救民事宜上，二十多年下來，大漢朝廷是有足夠的經驗的。但即便反應過來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強力果斷的措施，仍舊沒能使兩河州縣平穩地從這次巨大的水災中度過。
連綿不休的大雨，是洪患的主因,雨不停，災不止。數十州縣，數百萬民，成為了水患雨災的受難者。
尤其是首先爆發的澶州，決開的口子，便是一道最大的漏洞，根本擋不住，洶涌泛濫的洪水，肆意奔突，淹沒田土，毀滅村鎮，官民財產損失無算，能保住性命都是僥天之幸。
為了抗洪救災，京畿、河南、河北三道官府，總計調動了三十多萬軍民用以抗洪，地方軍隊全數出動，甚至東京、大名及沿河重鎮的禁軍都出動了。
動用的人物力巨大，朝廷也敢于投入，然而在這等天災面前，人總是顯得那般脆弱無力。數百萬官民，更多的時候，也只能在那狂風暴雨，洪水猛獸面前，苦苦掙扎，抱團取暖。
這還是在朝廷這些年在河防工程起了一定作用的情況下，否則，若是各地堤岸大決，那一瀉汪洋，只怕黃河下游的廣大地區，在極短的時間內便竟成澤國了。
雨不停，則災不止。然而，讓人朝廷及地方感到壓力巨大的，還恰恰是那不曾停歇的大雨，非但不停，反而有些不依不饒，給人一種要沖破堤阻、毀滅一切的感覺。
持續的暴雨，不僅考驗著各地的堤防，也考驗著人心意志。從五月災情爆發，一直到六月，各地仍舊霖雨不止，強度有所變化，但就是不停，讓人望不到終點。
到這個時候，所有人都意識到了，這場雨災洪害，不是短時間能夠結束的了。而沿河堤防，也在大水連綿不斷的沖擊下，顯得搖搖欲墜，危如累卵。
澶州自不必多提，形勢最為惡劣，數萬軍民，乘著雨水，冒著生命危險，往決口投沙豎石，也僅僅起到一些微不足道的遏制作用。
大名府的情況，同樣不妙，朝城等堤上，長駐軍民，多儲物料，廣營堤防，這才堪堪擋住，即便如此，傾覆之危不解，有數次險情都是靠著人力給搶下來的。
其余地方，情況或許好些，卻也只是相對而言，危急的局面并沒有得到真正的緩解。沿河地區的數百萬軍民，體驗了一番末日般的感覺，就仿佛頭頂懸著一把刀，隨時可能斬下。
為此，除了響應官府的抗洪救災的力役之外，沿河地區，拋家舍業者，有數十萬人，大量百姓，攜老扶幼、背井離鄉，只為躲避洪災。
一時之間，大河下游地區，一片混亂，社會、經濟秩序遭到嚴重破壞，朝廷的統治，官府的行政，都經受著極大的考驗。
惠國公宋延渥乃是劉皇帝委派的抗洪救災前線“總指揮”，每次從他那里上報的奏章，總是充滿了嚴峻、緊急、危機等字眼，令人心驚肉跳。
而坐鎮京城，調度指揮的宰相趙普，一月之間，也是擔驚受怕，最怕的就是收到哪里又決口了，哪里又受災了。
由于對雨災的警惕預見不足，已經在劉皇帝那里吃了掛落，若是后續的救災事宜再出差錯，待災情緩解之后，他宰相也絕對討不了好。
而最讓人感到沉重的，是這場災情還遠遠看不到緩解的時候，更遑結束。
有鑒于洪災水情，劉皇帝也沒有再繼續退居幕后，在漢宮之中納福乘涼了，這種天災國難面前，他也難有這個心情。
進入六月之后，劉皇帝更連下訓令，督促朝堂官府，勉勵臣民百姓，呼吁上下一心，全力抗災。
由于大雨持續地近乎詭異，朝中有不少官員都清奏上表，希望劉皇帝能夠祭天祈福，以解災情。
這樣的奏請，自然被劉皇帝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原因也很簡單，若是撞個大運，祈福有效，能夠增加自己身上的神圣性也就罷了。
然而，若是祭天無效，那樣豈不更引得人心思變，這樣的結果，就不是劉皇帝樂意見到的了。尤其是，劉皇帝咨詢過欽天監的那些“天文專家”，從他們口中判斷，這場大雨洪災，還看不到緩解的征兆。
同時，在這種形勢下，劉皇帝也是分外敏感的。太平時候，應付一下，祭祭天，拜拜神，也就罷了，而這個時候，劉皇帝心懷疑忌的是，會不會有人拿天人感應那一套來說事，講什么君失其德，政失其道，以致上天降災，警誡世人。
所幸，朝中還沒有這樣的傻人，敢在這個時候跳出來觸劉皇帝的霉頭，即便有人心中有類似的想法，暫時也只敢憋在心里。
劉皇帝還特地下了一道明詔，從毫無文采的詔文中就可以看出，乃是劉皇帝親擬，而沒有經過李昉的潤色。
劉皇帝直白地訓斥了那些不求努力救災，反而指望上天憐憫開恩，指出抱有這樣想法的人，都是消極抗災，不思紓難救民的庸臣碌人。
措辭異常嚴厲，詔令下達之后，至少西京這邊，朝廷的思想是基本統一，牽涉有司也更加專心致志地進行抗洪救災事宜的差事。
六月己丑（初二），鄭州、東京、宋州官府相繼上奏，言汴河水情有異，這些奏報，在河患未已的情況下，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視。
政事堂連發政令，讓沿汴州縣官府提升預防等級，做好人力物力儲備，提前應對，以防汴水生變。
沒法不重視，汴水可是中原的核心水脈，黃金水道，連接運河，溝通南北，若汴水為患，傷害的可不只是東京等重要城市，連西京這邊都要受到影響。
畢竟，當下的西京洛陽，每年也有大量的物資支持，是來自東南地區的。
不得不說，大漢過去治了二十年河渠，成績最為顯著的，就是汴水為主的中原水道。其后，水害的影響果然從汴河流域蔓延開來，不過得益于官府的提前應對，嚴防死守，再加上河工上的便利，汴水最終沒能成災，得以平穩度過，安全涉險。
整個五、六月份，大漢都是在同暴雨洪水的抗爭中度過，人未能勝天，卻也不曾屈服。一直到六月二十一日，雙方達成“和解”，雨水止，洪患平，渡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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