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新聽了江藩的話，起身在屋里走了幾步，他一把拉開門，凜冽的寒風撲面而來。阿妙看到趙新穿的少，連忙進屋取了大衣，踮著腳披在了他身上。
趙新盯著阿妙，把對方看的都不好意思了,臉一紅低下了頭。此時只聽他緩緩道：“江先生，有一位圣賢的話你一定沒聽過。”
“哦？江某雖不敢說閱遍天下書，可自問‘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卻是看了的。請問趙王，不知是哪位圣人，所言為何？”
《尚書傳序》中說，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書，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三墳”的“墳”，其實是“大”的意思，所以《三墳》據傳是闡述大道的書。
“五典”的“典”其意為“常”，也就是五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行為準則。
“八索”就是八卦，比喻《易經》，不懂《易》，也就更不懂算數天文。
“九丘”則是介紹華夏上古地理的典籍，也就是輿地。
江藩的口氣很大，他也的確有這個資本。他年少時便授業于經學大師惠棟、江叔沄、余古農。博綜群經，尤熟于史事。十八歲編寫《爾雅正字》，后又寫《周易述補》。歷史上他編寫的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和《舟車聞見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
江藩敏銳的注意到趙新說的是“人民”而不是“民人”，隨即拱手道：“哦？敢問趙王,何謂‘人民’？”
“第一個‘人民’,是指天下所有的人,不分帝王草民，不分賢愚。第二個人民，是說創造了這一切的人。孔孟、諸子百家、你、阿妙、尹兵衛、掃大街的、打更的等等，還有外面那億萬耕地織布、開動機器的人。沒有這些人的勞作，所謂的圣賢什么都不是！”
一旁的阿妙和尹兵衛聽到趙新將自己二人和孔子孟子相提并論，都驚訝的望向趙新，心說自己怎么能跟圣人比肩？
江藩長嘆一聲，沖趙新深施一禮，拱手道：“趙王為何不提自己？如今北海上上下下，若無趙王苦心經營，何來今日？”
“我？”趙新摸了摸阿妙那烏黑的頭發，淡淡一笑道：“我只是個偷機取巧的罷了。”
說罷，他讓阿妙關上門，走過桌案，坐下后對江藩道：“江先生，我知道你們在擔心什么。科舉么，我暫時不打算廢除。”
江藩聽了這話頓時心中大喜，他說了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這個。
“不過，”趙新目視江藩，看到對面面露詫異后才道：“北海鎮這個體系的官員絕大部分不會走科舉，各級的行政主官更不能是只懂四書五經，不通經濟民生、養著一幫師爺衙役、麾下奴仆成群，只知一味撈錢的封建官僚。”
江藩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他明白這是士紳官僚的通病，自古如此。真能像張居正、海瑞、于成龍那樣一心鋪在民生經濟上的官員少之又少。
“以后北海鎮的科舉考試里，不管是哪一級，都要加一項策論考試。經濟、法律、地理、數學、化學等等各出一題，士子自選答之。考試通過后，還需要進行至少兩年的專業對口學習，才能從事事務官的工作，事務官干過幾年，才能為政務官。”
江藩頓時長出一口氣，心說趙王這大喘氣真是嚇死人。策論嘛，這個簡單。像焦循那樣的，肯定選數學；洪君直搞不好就會選地理。
至于中了之后還要進行專業學習，這個更是應該。
秀才還要經過貢生的階段，過了“科試”才能考舉人；就算是庶吉士還得進翰林院學習好三年，時不時就得來場考試，不經坐館不得任職地方。
只聽趙新繼續道：“捐官這種事在北海鎮是肯定不會存在的。”
江藩臉色頓時漲的通紅，興奮中向著趙新一躬到底，起身道：“此政大善！”
其實趙新思考了這么多天，主要就是在想如何對待科舉。
這玩意根本不可能一下廢除。且不說科舉制度對于士人群體具有的特殊意義，而是儒家文明一直是通過這種形式，才能代代薪火相傳，并最終塑造了后世的華夏文明。
既然想成為工業化國家，那么絕對專制就是第一個無法逾越的門檻。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要確立國家建設的信仰基礎。
與另一時空里被迫近代化的滿清不同，本時空的北海鎮根本繞不開的是，儒家文化目前處于最為鼎盛的階段，其價值信仰系統深入人心，完全不存在認同危機。
晚清之所以滅亡，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傳統政治的合法性遭受外來文明的沖擊。
不平等的條約破除了“道統一尊”的地位，割斷了傳統權威生長的核心邏輯，傳統的“以德統力”觀轉為“以力彰德”觀。
道統關于權威來源的基本解釋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其中包含的權威生長邏輯鏈就是“天--天子--天下--華夏--四夷”。
也正因為如此，處理中外關系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夷夏有別”和納貢制度。納貢制度是維系“道統一尊”不可缺少的一環，它不僅向世人勾畫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圖景”，也強化著人們對“天子受命于天”的服從。
如果不分華夷、解除納貢制度，則“天子受命于天”而“威服天下”的邏輯就不完整。其進一步的影響便是既然“夷”可以不從夏，天下又何必從于天子呢？
如果說，由傳教士引入的西方宗教和自然科學對道統一尊的解構還多少帶有理論上的味道，那么，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無疑使這樣的挑戰變成了現實，并具有了法律效力。
問題是北海鎮是個怪胎！
從文明上講，趙新他們引入的其實就是外來文明，只不過沒人知道；而從人種上講，趙新他們是中國人而非西洋人，所以也就不存在亡國滅種的問題。
所以這事就很麻煩了。
趙新不想遵循就有的朝貢體系，那么就意味著自董仲舒以來確立的“君權神授”理論的崩潰。北海鎮以工業立國，則意味著“尚禮義不尚權謀，在人心而不在技藝”的立國之道再也站不住腳。
這時候如果還要廢除科舉，則意味著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知識權力化”鏈條被斬斷，將使得整個國家知識階層對國家認同和信仰的崩塌。
然而恰恰在這個絕對專制的時期，從政治上講，國家是需要知識階層協助，來建立認同和信仰的，否則就會處處烽煙，防不勝防。
某人說可以搞軍政府，以后再改過來。
近代國家的權力體系無非四種，財富權力化、軍功權力化、出身權力化和知識權力化，前三者已經被中國人所摒棄，只有知識權力化才算是相對最公平的。
好的不學學壞的？除了滿足個人的野心還能有什么？看看另一時空的暹羅和拉美，權力體系一旦固化，誰會允許外人動自己盤子里的奶酪？所有想動的人，要么最后是遠遁避禍，要么就是全家死光。
皇帝？皇帝那時候只是一個擺設而已。
谷鄆</span>所以，重要的問題并不在于科舉制是不是應該廢除，而在于新式教育體系能不能能替代科舉制的選才和教育功能，能不能立即擔負起科舉制原有的政治整合功能，能不能增強社會結構的彈性并有利于國家對社會的駕馭。
很顯然，北海鎮目前的教育體系還遠遠做不到。相對于兩億多人口的大國，近四十多萬人的北海鎮即使人人識字，也是力有不逮。
別說三十萬了，另一時空中，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學堂所吸納的學生總數近三百萬人，而相對于兩千萬的科舉讀書人，其社會動員能力還遠遠不足。鄉紳一句話，不管是姓德還是姓賽，全給我靠邊站！
清末民初社會有多動蕩、多混亂？
當然，也正是因為這種動蕩，導致從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失敗，才有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勝利。
其實古代中國的超大地域為“知識權力化”提供了廣闊的生存空間，但是分散化的社會管理成本和小農經濟的財政能力限制了知識官僚體制的規模。也就是說，因為小農經濟，導致國家財政收入單一化，財政盈余能力太弱。
不是皇權不想下縣，而是完全承擔不起下縣的成本。要不是雍正苦心經營十幾年，乾隆繼位后又趕上人口大爆發，耕地規模猛漲，就沖乾隆這么打仗，財政根本扛不住。
趙新正是經過長時間的反復斟酌，冥思苦想，跟很多人聊過之后，才弄清了這個問題所在。
而到了這一步，他也終于從一個貪財的“知道分子”，蛻變成了一個初入門徑的“政治人”，而要想成為一個“家”，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江藩離開趙新家后，沒有回住處，而是徑直去了圖書館。果然，段玉裁、劉臺拱和洪亮吉還在那里，連汪中也來了。
將近八萬卷、230萬頁的《四庫全書》，即便是一秒鐘打印一張，也得需要27天。從這一點來說，趙新收100銀元還真是賠本吐血良心價。
聽到開門聲和腳步不斷靠近，段玉裁和劉臺拱都沒說話，洪亮吉抬頭看了看江藩的表情，問道：“談的如何？”
江藩摘下帽子仍在桌上，用手摩挲了一下腦后的發辮，過了好一會才長出一口氣道：“看不懂。”
段玉裁頭也不抬的問道：“子屏此言何意？”
江藩沒有回答，而是看向汪中道：“容甫前輩，趙王跟您學了多少？或者說，他究竟師承何處？”
汪中搖頭道：“慚愧的緊，汪某跟趙王坐下來交談，攏共不到十次。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汪某向他請教那些新式學問。子屏你這是怎么了？”
“江某似乎有種錯覺，這趙王應該是讀過四書五經的。”
“嗯？”這話一出口，劉臺拱和段玉裁都抬頭看向江藩。
江藩一邊回憶跟趙新的談話一邊道：“圣人的話他信手拈來，毫不費力，即便江某旁敲側擊，他也是略一思索就能懂我的意思。可他為什么不以禮義而用技藝治國呢？”
“因為趙王最初起家的人馬是倭國流民！”汪中解釋道：“知小禮而無大義，畏威而不懷德。帶著這樣的人去打天下，必要用荀、管之術不可。”
“啪！”洪亮吉一拍桌子，贊同道：“還是容甫兄看的透徹。”說罷，他看向江藩道：“子屏，趙王還說什么了？”
“科舉不會廢。”
江藩此言一出，頓時語驚四座。連劉臺拱都憋不住了，探身道：“此言當真？”
“親口對我說的。不過，不過趙王說，以后的各級科舉考試中，要加一項策論。”
段玉裁拈須皺眉道：“策論？恢復唐制？”
“不。趙王的意思是技藝策論。設經濟、法律、地理、數學、化學諸科，每科設一題，士子自選一題解答。譬如君直兄擅長輿地，就可以選地理題；容甫兄擅禮法，可選法律題。”
“若是中了呢？”
“中了之后還要經過兩年的技藝學習，方可為事務官，再經幾年磨礪，方可為政務官。”
不等眾人消化方才話中的內容，江藩繼續道：“趙王還說了，”
洪亮吉一拍桌子道：“哎！子屏，你怎么也說話大喘氣啊？快說快說！”
“以后再無捐官。”
“好！”
段玉裁頷首道：“賣官鬻爵，貪權竊柄，雖古已有之，可朝廷僅為蠅頭小利，滋長貪虐之風，倚杖官身，魚肉鄉愚，稍有人心，為之發指。而當朝大員，以此等官員倚若腹心，用為牙爪，擇肥而噬，唯利是圖，風俗頹壞至此，終將釀成禍亂。”
在場眾人都知道段老頭在說誰，和珅唄！至于和珅背后那個，目前段玉裁還不敢說。
賣官鬻爵這種事，從漢武帝時代就有了，目的就是給朝廷創收。然而口子一開，歷朝歷代就再也沒關上過。
正途科舉的讀書人沒辦法，又不能明言反對，于是就搞起了鄙視鏈。一甲不服二甲，二甲自認才高于三甲；而三甲和一甲、二甲則一起看不起“非甲”。
清代的捐納首開于康熙十三年，因為三藩之亂、收復臺灣、平定準噶爾、抗擊沙俄等內外戰爭導致財政緊張，于是明碼標價。至于說什么“搜羅異途人才，補科目所不及”之語，純粹是“既想又想”之舉。
歷史上自戀如乾隆、節儉如道光、悲催如咸豐，御極之初，都說以后不再納捐。然而他們當中堅持停捐政策最長者是道光，七年；居中的是乾隆，三年；最短是咸豐者，當年宣布停捐，沒等過年即恢復捐納。
封建時代因為政府行政成本過高，本來就官員不足，結果這一行為更導致很多讀書人無官可做。而那些捐官的都按其自身的“潛規則”行事，很少遵循官場應有的職業道德。
說白了就是沒吃相。雖說大家都是想“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可人在官場，吃相很重要。
之后，幾人一直熱烈討論，甚至把還在上課的焦循三人也給提拉了過來。等眾人說的口干舌燥，圖書館看門的過來說“對不住幾位，能不能明天再聊”時，大家這才注意外面天都黑了。
于是一幫文人只得結束討論，先跟著汪中找地方填飽肚子再說。
走出圖書館門外，焦循拉住江藩，好奇的問道：“子屏兄，要是你的話，會選哪一科？”
江藩抬首望向南方，可惜此時天狼星還未升起。于是他在焦循的注視下，用嘶啞的嗓音道：“萬里間關馬伏波，看書生身手，有力拓弓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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