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亞和約瑟夫回去后馬上就召集了葉尼塞斯克的猶太人長老開會。實際上都不用他們召集，所有猶太人都伸長耳朵等消息呢。
開會的地點是在一家猶太人開的小酒館內，本地猶太社團內有頭有臉的人物都來了。因為目前城內實行軍管，街道上隨處可見戴著紅色袖標的軍事警察，葉尼塞斯克的居民除了硬著頭皮出門購買生活必需品，一般都窩在家里，所以這些日子也沒什么人來喝酒。
與會的猶太人里除了身為釀酒師的酒館主人外,其他人大都是從事錫匠、鐘表匠、玻璃匠、制皮匠、糧食貿易、木材貿易，甚至還有兩個靠種地為生的小地主。
農業勞動在猶太人的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長期的客居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猶太人對土地的疏離感，這在歐洲的各個客居國都是一個普遍現象。
總的來說，沙俄政府是禁止猶太人從事農業的,建立的幾個微不足道的農業移民點與其說是為了吸引猶太人從事農業勞動，不如說是為了開發西伯利亞和安置從歐洲地區農村遷出的猶太人。
眾人在聽完了拉比和約瑟夫講述了和趙新的見面經過后，一名釀酒商人提議道：“好吧，既然新來的中國人不讓我們再從事高利貸生意，那我覺得還是離開這里為妙。”
“離開？現在外面可是天寒地凍，我們能去哪？科利萬離這里可有上千俄里呢！”
“等會兒，利伯曼。那位大人也說，他允許我們在這里耕種，每家可以有一百畝地的份額。”
“見鬼，我才不想當什么農民呢！”
“是啊，他們只給使用權而不給產權，要是哪天中國人不高興了把地奪走，到時候怎么辦？女皇還會收留我們嗎？”
“農民怎么了？我覺得能當農民挺好的，沒有農民種地，釀酒的糧食從哪來？”
“我說,你們就沒想過，雖然中國人占領了這里，可他們是在挑戰整個沙俄帝國。要我說,他們能不能站住腳還不好說呢。”
“我覺得中國人還不錯,雖然我一點都不了解他們，可他們畢竟沒有沒收我的財產,把我趕出家門。要知道當初在立陶宛，俄國人可沒少這么干。”
“別做美夢了，中國人才來了幾天？等他們動手你哭都來不及！”
......
眾人七嘴八舌的爭論了半天也沒個結果，以拉比.伊利亞為首的多數人決定再等等看，畢竟那位中國人統治者只是口頭在說，具體是不是會有新的法令條例，等到時候公示出來再做決定。
這年月大部分猶太人還沒有興起“錫安主義運動”，很多人就算是被迫害，也不會想著要回巴勒斯坦。這些年只有住在南俄羅斯的“哈西德教派”和“別魯希姆教派”的部分人士才回到了巴勒斯坦定居。
要知道在另一時空里那些留著長鬢角、帶著黑色禮帽的哈西德教派，在本時代卻被正統猶太教所排斥，甚至在18年前將他們驅逐出了教會。
不過有趣的是，哈西德教派是希望將巴勒斯坦變為錫安運動的中心，而別魯希姆教派則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反哈西德教派的中心。
酒館老板馬爾托夫在送走了參會的人員后，隨即便掛出了酒館開門的牌子。然而一直到天黑，泥濘的街道上除了擔任軍事警察的北海軍仍在站崗巡邏，幾乎看不到一個本地人的影子。
站在門洞處的馬爾托夫張望了許久，最終無奈的嘆了口氣。他將酒館里的油燈熄了,這才走出門洞,準備鎖門回家。就在這時，只聽身后有人道：“你這里有什么酒？”
馬爾托夫回身借著身邊墻上插著的松油火把的光線,這才看清面前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因為沒胡子，看上去挺年輕的。不過此人穿著和其他北海軍一樣的墨綠色制服，戴著一頂沒有軍徽的翻毛皮帽子。從這身打扮，不認識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個兵還是軍官。
“中國人？”馬爾托夫十分驚訝，自從北海軍入城之后，他還從沒接待過任何一位中國人。
“啤酒沒了，有伏特加，老爺。”
“我可不是老爺，”對面那人呵呵一笑，操著一口十分流利的俄語道：“酒怎么賣？”
“每桶3......”馬爾托夫猶豫了一下，隨即堅持道：“好酒每桶5.5個盧布。”
“給我來兩杯就行，一桶我可喝不了。”這年月一桶差不多得有12升多點。
說罷，那人抬腳走進門洞。馬爾托夫也急忙推開已經關上的門，進屋后又把幾盞油燈點上，然后才從柜臺后面拿了一個木杯子，又打開了一瓶還沾著大麥皮的伏特加，一起放在了桌上。
那人先給自己倒了半杯酒，抿了一口，然后不置可否的點點頭，隨即就從兜里掏出了一枚北海銀幣放在了桌上。馬爾托夫好奇的拿起亮閃閃的銀幣，湊到油燈前仔細打量了一番。
跟沙俄政府發行的那種印有女皇披肩卷發頭像的銀盧布不同，北海鎮的銀幣上的圖像線條更加簡潔清晰，武梁祠的軒轅黃帝像看上去胖乎乎的。馬爾托夫翻到背面，發現是一圈環形的麥穗，以及一個阿拉伯文“1”，他立刻明白這應該是中國人的基本貨幣單位。
雖然一元北海銀幣的含銀量是6.9克，用的是925銀，而一盧布的含銀量則是克，可因為二者在份量上相差不大，而且北海銀幣的亮度要比盧布高，所以馬爾托夫并沒有質疑其價值。
那人喝了一口伏特加，突然開口道：“有什么下酒菜？”
“有香腸和腌菜。”
“好吧，每樣都給我來點兒，不用太多。”
等酒菜端上來，馬爾托夫看到對方喝酒的樣子就像是在品嘗藥湯，心里有些好笑。
“看來這個人很少喝酒。”他心里這么想著，然后躬身對對方道：“老爺，這可是本地最好的伏特加。味道怎么樣？”
那人放下杯子，微笑道：“咱倆聊會天怎么樣？要不你也倒上一杯，算我請客。”
開酒館這么多年，還是第一次有人請自己喝酒。馬爾托夫雖然有些忐忑，可現在他是在中國人治下，于是便取了空杯子給自己滿滿的倒了一杯，一直漫到了杯子邊。
馬爾托夫舉杯道：“您要不要說點什么？”
年輕人想了想道：“早晨的酒是石頭，中午的酒是紅銅，晚上的酒是白銀，三天喝一次的酒則是黃金。那就為白銀而干杯吧。”
馬爾托夫聽了這話頓時一愣，脫口道：“您看過《塔木德》？”
年輕人跟馬爾托夫碰了杯，淺抿了一口，隨即才解釋道：“哦，是以前聽人說過。”
一杯伏特加下了肚，馬爾托夫的話也多了起來，他笑著道：“在西伯利亞怎么能少的了酒呢。年輕人，你俄語說的真不錯啊，在哪學的？”
“呃，伊爾庫茨克。”
“那地方我知道，我有個親戚，頭幾年......”
隨著一杯又一杯有人請客的上等伏特加下肚，馬爾托夫的話匣子也逐漸打開。年輕人一開始先是聊了聊酒館的生意，隨后便將話題轉向了包稅制。
話說包稅制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征稅形式，十八世紀的法國包稅商可以說是最為人所熟悉的商人群體。
對于沙俄帝國而言，包稅制的緣起與蒙古人的統治有著密切的聯系。十四世紀莫斯科公國的崛起，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得益于其充當了金帳汗國最為得力的包稅商。而當擺脫蒙古人的統治后，這種包稅制的傳統也就沿襲了下來。
包稅制征稅對象就有很多，關稅、鹽稅、酒稅都可以包，而酒稅在葉卡捷琳娜時代是國庫收入的大頭，超過了一千萬盧布，占了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同時政府的包稅法嚴格規定了包稅商的酒類銷售價格，其目的是在壓低包稅商利潤的同時增加政府的收入。但事與愿違，這樣的規定不僅沒有提高政府收入，反而使得政府的酒稅收入逐年下滑。
已經喝了兩瓶伏特加的馬爾托夫紅著臉對年輕人抱怨道：“那些老爺，官老爺們根本不知道這一地區伏特加的銷售總量......年輕人，到底賣了多少只有我們自己最清楚。”
年輕人點點頭道：“也就是說，酒稅收入的多少完全取決于你們這些包稅商。”
“說的太對了！年輕人，干一杯！”
從十八世紀中期以后，葉尼塞斯克跟其他沙俄地區一樣，基本上是以酒類零售包稅為主。各地區每四年進行一次競標，于是包稅商們就擁有了某一地區的酒類零售壟斷權。
酒類零售的包稅模式，促使包稅商們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一方面不擇手段的擴大伏特加的銷售量，另一方面則或明或暗的提高伏特加酒的價格。對于政府而言，這種模式固然大大降低了酒稅征收所需要的行政成本，但隨著伏特加銷量的不斷增加，政府也失去了對酒類銷售的利潤及其社會影響的控制。
也就是說，由于沙俄政府缺錢，由此促進了酒類包稅制的發展；而對于酒類銷售行為缺乏控制，導致普通俄羅斯人漸漸變得貪杯。
所以話說回來，俄羅斯人其實并不是天生就愛喝伏特加。不是說生活在高寒地區就一定喜歡酒，獲取足夠的食物才是第一位的。在連糧食都不夠吃的時代，用糧食釀的酒只能是奢侈品。早期俄羅斯人即便是喝酒，也只是喝啤酒和蜂蜜酒。
酒稅包稅制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與其相關的嚴重的腐敗現象。比如沙俄政府規定，包稅商必須銷售標準烈度為四十度的伏特加，同時要求每桶的售價是三盧布。
而身為前包稅商的馬爾托夫告訴年輕人，一桶伏特加的成本價至少得是4.4盧布，再加上自己的運營成本，每桶伏特加至少賣5~6盧布，他才不至于虧本。
在這種情況之下，沙俄治下的包稅商們要么就給酒摻假兌水，或是提高售價，要么就是向政府官員行賄。所以沙俄的包稅體制已經成了“制度性的腐敗”，對包稅商來說，整體環境就是如此，沒人會遵守法規。所有人只想著一件事情，如何鉆法律的空子賺取最大的利益。
這頓酒喝了差不多得有一個多小時，喬裝出行的趙新也大致明白包稅制在北海鎮治下必須要廢除，同時還得從源頭上控制住糧食交易和釀酒作坊的生產。
同時他也更加清楚了丟失整個西伯利亞對沙俄政府意味著什么，好大一筆國庫收入沒了！
趙新覺得差不多的時候，正打算起身離開，就聽門洞里又有人大聲道：“有啤酒嗎？”
話音未落，兩個本地哥薩克就走了進來。
馬爾托夫此刻已經有些醉眼惺忪，扶著桌子起身道：“沒有啤酒。”
“放心吧，猶太佬，我們給錢。”
馬爾托夫這會已經看清這兩個客人他認識，于是大聲道：“上帝啊，難道我還能騙你們？克留奇科夫老爺，請相信誠實的猶太人吧，沒有啤酒啦！”
另一個哥薩克大叫道：“胡說，你這個猶太佬！”
“真的，克留奇科夫老爺！我已經說過啦。”
“你還是……”兩名哥薩克大怒，正要沖過來揪住對方的衣領，就看見了面無表情看著自己的那名中國人，兩人于是忍了下來，隨即把手伸進褲兜掏出幾枚銅幣。
“給我們拿酒來！”
馬爾托夫用小手指頭把銅幣壓在手巴掌上，放下翻著的眼皮，搖搖晃晃的去了柜臺后面，嘴里嘀咕道：“神氣什么，不過是中國人的手下敗將。”
兩天后，由北海軍軍管會署名的一封告示貼在了城內的各處告示欄里，其內容立刻讓葉尼塞斯克城內的猶太釀酒商，同時也是包稅商人們大吃一驚：
一、取消沙俄統治時期所有專賣商品的包稅模式，之前包稅商人們拖欠的稅款限一個月內繳清；二、每年用于釀酒的糧食不得超過當地農業糧食產量的十分之一；三、嚴禁走私糧食用于釀酒；四、所有開設的酒館或是提供酒類的旅店，必須要向軍管會申請“酒類專賣許可”。
以馬爾托夫為首的一群包稅商在看到布告后頓時就懵了，他們很清楚這份告示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幾個世紀來賴以生存的基礎被剝奪了。
然而還沒等他們醒過味來，僅隔了一天，第二份告示出來了。
其內容是北海鎮軍管會將為愿意留下務農的猶太人提供國有土地，每戶一百市畝，約合俄畝。不過位置并不是在本地，而是在幾百公里外的下烏金斯克和圖倫地區。同時軍管會還將提供從事農業生產的貸款。另外，北海鎮還將開辦中文教學的猶太學校，所有適齡兒童必須入學。
這種打一巴掌給一甜棗的政策，立刻就在本地猶太社團內引發爭議，由此也將原本緊密的猶太社團分成了正統派和改革派。
前一個條令的出臺，最終導致了葉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釀酒商們紛紛破產，他們原本兼營的高利貸生意再也無法維持。那些破產的猶太人有的離開了北海鎮治下，回到了沙俄的領地，繼續從事商業活動或是轉為手工業者，加劇了當地的行業競爭。
而后一個條令的出臺，使那些原本貧苦的猶太人興奮萬分。從1791年的春天開始，大約有一千多個家庭、六千多名猶太人離開城鎮，拖家帶口的前往上述兩個地點。
相較于之前定居的俄羅斯農民，猶太人幾乎都不使用雇傭勞力，而他們的播種面積卻比俄羅斯農民多一倍，跟那些從帶清來的新移民一樣的勤奮。
在1792年由民政部召開的西伯利亞地區農業博覽會上，猶太人的畜牧養殖、林木栽培、谷物、煙草、桑蠶等都獲得了高度評價。
農業上的豐收和北海鎮的政策，讓這些人看到了擺脫貧困的方式，把自己對生活的希望與這片土地緊緊的聯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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