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鄧飛準備起身怒斥荷蘭人的聲明里充斥虛偽和狡辯時，身為巴城甲必丹的王珠生眼看不妙，急忙起身拱手道：“鄧大人，小人有幾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鄧飛撇了杰拉德.赫斯特.雅各布一眼，平息了一下胸中怒火，對王珠生道：“王先生請講。”
王珠生面露感激之色,拱手道：“鄧大人，江先生，林大人，在下添為巴城甲必丹，雖是受荷蘭人委托前來，可平日里都是替咱們唐人辦事。此番王某受了城內數千唐人父老囑托，希望能跟諸位解釋一下五十年前的舊事。雖說荷蘭人有過分之舉,可究其根由，還是那些圖謀不軌的刁民作亂才導致的。”
“啊？！”鄧飛三人眼中都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
只聽王珠生又道：“據小人在廈門和巴城內詢問所知,這巴達維亞原是本地烏鴉番所轄，后為荷蘭人所占。當年巴王將刁民不法者，充之于錫蘭，待立功贖罪后，才準許返回。那錫蘭乃是荷蘭人的起家之地，離巴城甚遠，又常有生番侵犯。我華人在錫蘭者，奮起抗擊，屢戰屢捷，也打退了生番。”
“按說呢，這些華人已經立功贖罪，合該回到巴城，可時任巴王和評政院諸公擔心他們都撤回來，生番又要騷擾。于是便想從巴達維亞的華人中遴選精壯，前往替代。可諸位想啊，巴城的華人本來無罪，拋家舍業的去錫蘭，肯定不愿意啊,于是有人便仗著手下人多錢多，對荷蘭人有抗拒之舉，乃至密謀起事，要殺盡荷蘭人。”
“諸位想想，換作自己是荷蘭官府，斷不容有此背義忘信之舉，故而巴王命兵將討伐。唉！自古戰陣之上，刀槍無眼，傷及無辜那也是難免的事。可之后巴王也覺得做的有些過了，懊悔不已。所以這幾十年雙方甚屬和平。唐船來此，殷勤招納，臨行之時，多方慰諭。城內即便防范稍密，也是應有之義。然則貿易之事，仍全由我唐人主事，終不敢與我等為難也。”
“......”鄧飛和洪濤看著甲必丹王珠生一副振振有詞，確鑿無疑的腔調，一時間都有些懵了，這特么跟自己之前設想的不一樣啊！這廝究竟是哪頭的？
一旁的江藩以手拈須,瞇著眼沉思不語。他倒沒懵,而是想起趙新昨天發來的那份關于巴達維亞作戰建議的電文里有句話，說的就是王珠生這樣的人：“甲必丹者，名為華商，實為洋奴買辦。從這些人身上，看不到一絲民族責任感，是一群明明有能力卻從不考慮幫助本國人的精致利己者，殊為可恨！”
此刻在江藩看來，這些人豈止是可恨，簡直可殺！
事實上，“紅溪慘案”之所以發生，一方面的原因是荷蘭人垂涎于華人積累的財富，通過屠殺的形式予以剝奪；另一方面，以甲必丹為首的華人買辦集團對底層華人的殘酷剝削乃至不作為，也是引發荷蘭人動手的重要原因。
所有的這些，都要從爪哇地區的蔗糖種植業發展說起，根源還是經濟。
十八世紀初，爪哇的糖蔗種植業迅猛發展，幾乎完全控制在華人手中。在東印度公司的鼓勵下，蔗糖種植園在遍布巴城周邊鄉村。多達130個甘蔗種植園分屬79個華人、4個荷蘭人和1個爪哇人。
由于華人在巴達維亞的人口越來越多，當地許多政治事務的有效運行既要取決于甲必丹和荷印當局之間相互信任與合作的獨特關系，又取決于作為華人首領和協調人的甲必丹的權威性。
一方面，華人直接受荷蘭人任命的甲必丹和雷珍蘭（Lieutenant音譯，意為助理）的管轄，這些華人官員在所有涉及東印度公司的事務中充當買辦。通過稅收承包、醫院、孤兒院、監護人等機構，華人與荷蘭人之間建立起牢固的制度化聯系。而在另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官員與華商的私人商務利益越來越緊密交織，大量荷蘭人從事的非法私人貿易，表面上都由華商經手辦理。
早期的時候，甲必丹在華人中的權威性毋庸置疑，他們都是由旅居巴城的華人宿老通過相當民主的方式選出和任命的。華人的人頭稅都要在甲必丹那里繳納，然后再轉給東印度公司。
但是，所有種植園里的雇工和離城相當遠的華商們，都不受城內甲必丹和雷珍蘭的管轄，而是被置于荷蘭人司法官及其部下的直接監督下。盡管如此，按照規矩，這些種植園的華人經營者每年必須還得通過甲必丹交納其雇工的人頭稅。
這種舍近求遠的擰巴政策下，以華人那尿性，真正按規矩交稅的肯定沒幾個。種植園主們寧可與賄賂司法官通融一二，也不愿去城里給甲必丹按人數交稅。畢竟不交稅的非法勞工越多，華商們就越能獲利。荷蘭司法官對此也何樂而不為，正好收取賄賂。因此，甲必丹的威望江河日下，而腐敗行為日益滋生。
最后，那些投資甘蔗種植園的甲必丹和雷珍蘭們也成了舞弊活動的一份子，結果是造成惡性循環，短期的腐敗行為取代了長期的合作。底層的華工被這些人盤剝壓榨，同時還要借高利貸償還蛇頭的費用。一旦有人不滿，華商們就用向荷蘭人告發來威脅他們。
舞弊行為的全面鋪開，導致巴城的蔗糖價格干不過英屬孟加拉的蔗糖，銷量下降，于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便突然大幅度降低蔗糖收購價格和收購數量，從而直接打擊了本地的甘蔗種植業，大批經營種植園的華人成了犧牲品。
陷入破產的甘蔗園經營者很多都是普通華人，他們創業時并無資本，要靠借貸經營。而那些用高價租佃土地以經營的種植園的華人就更不用提了。他們和帶清的佃戶一樣，首先要保證地主獲利才行。
陷入破產的華工和小華商們成群結隊出沒于鄉間，蔗糖業的凋敝，導致城內其他行業的華人生計也愈發艱難。荷蘭人的征稅措施和勒索使這些人如同被擠壓的海綿，數以千計的老人和年輕人由于喪失了土地、金錢和工作，使得他們只有三條路，要不就等著餓死，要么就乞求零星的救濟，要么就是偷搶。
鄉區日益騷動的消息幾乎傳不到巴城內的有錢人耳朵里，鄉間的荷蘭官員覺得掩蓋真相更為明智；而甲必丹和他手下的雷珍蘭們此時只需花費幾百兩銀子就可以幫助這些凄慘的同胞，但他們身為大地主階層，對此卻無動于衷。
甲必丹在鄉村地區的權威喪失，導致城市華人和鄉村華人兩個群體的割裂，爆炸性局勢已無法避免。
1740年春天，政治火藥桶終于被人引燃，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將居留許可證出售給華人糖蔗種植園的丑聞曝光。這件事迫使巴城當局提出一項激進而不太現實的計劃，強迫華工移民錫蘭，以便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那些游離鄉間的華工流民問題。
然而荷蘭人實際上是怎么做的呢？他們把華工送出海后，直接殺害，要么就拋入海中。幸存者逃回了巴達維亞鄉間，迫使其他人認為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作難而反，死中求生。
當城外的華工開始起義后，城內的華人依舊不聞不問，甚至連暴動的發源地就是時任甲必丹自己的種植園。等到華工起義者打敗了荷蘭人的第一次進攻，并開始直搗巴達維亞城門時，荷蘭人和華人的關系就徹底解體了。
報復心理和擔心被劫掠的恐懼引發成持續三天的血腥屠殺，人性中的惡被徹底釋放。東印度公司當局從屠殺中賺的盆滿缽滿，而參與屠殺的每個人也都發了財。
如同法國歷史上天主教對新教徒進行大屠殺的“圣巴托羅繆之夜”一樣，巴達維亞城里的華人，無論男女老少均慘死在刀劍之下，即使孕婦和襁褓中的嬰兒也不能幸免。不下百個戴上鐐銬的俘虜象宰羊一樣個個被砍斷了咽喉。一些荷蘭人過去曾經為許多有錢的華人市民提供過庇護，而在這一天竟也對這些華人下了毒手，為的是要瓜分他們的財產。
一名叫喬格.伯哈得特.史瓦茲的德裔木匠在事后的回憶中說：“我知道我的華人鄰居有一頭肥豬，我便打算奪為己有。當我的老板--木工頭看出我的意思時，他拍拍我的肩膀，告訴我先殺死這個華人，再行搶劫。于是，我操起一根搗米柞，打死了這個常與我一起飲酒和吃飯的鄰居。”
然而事情還不止于此，史瓦茲之后在鄰居的家中發現了一把手槍，就帶著槍到外面，開槍射殺所見到的華人。他說：“我對此漸漸習以為常了，對我來說，殺死一個華人就如同殺死一條狗。”
趙新在電報的結尾說的很清楚，他告誡鄧飛等人，不要以為把巴達維亞城打下來就能怎么樣，你們要對付的是一個以荷蘭人為金字塔頂點，華商充當買辦，底層華工被殘酷剝削的殖民體系。
要對付這個體系，光打敗荷蘭人是沒用的。因為在金字塔中央這個位置，充斥著類似國內大地主一樣的甲必丹、雷珍蘭（Lieutenant）、朱葛礁（Secretary）、高利貸集團、人口集團、賭博集團、乃至鴉片販子；這些人都是荷蘭人的買辦，如藤蔓一般錯綜復雜，勾連緊密。
所以，荷蘭人和西班牙這些殖民者固然是敵人，可那些已經扎根在東南亞的華人買辦集團更是跟北海鎮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他讓鄧飛他們考慮清楚，跟荷蘭人動手沒問題，打完了怎么收場？換言之，戰爭就像戀愛，開始容易結束難，搞不好就會走入“墳墓”。
發動戰爭的目的無外乎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作為一個政權，或者說作為北海鎮的領導者，趙新不可能讓雷神號大老遠來一趟只為五十年前的華人討債，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打安南是為了同登和諒山，為了安南北部的磁鐵礦和煤礦；打巴達維亞則是為了最終控制巽他海峽，進而掌控整個東南亞的經濟。和阮福映簽個畫大餅的協議很容易，因為趙新知道對方的實力根本不足以在短期內一統安南，可爪哇就不同了，人走茶涼。
且不說VOC在整個東南亞有一萬名士兵，數萬員工，據點遍布東印度群島和香料群島，北海鎮要想徹底清除荷蘭人，不光需要武力，還得運用經濟手段，沒有幾年乃至十幾年的工夫，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眼下聽了王珠生的話，鄧飛突然有種感覺，就算自己打跑了荷蘭人，只要北海軍在這里不設置政府管理，不駐軍的話，這幫家伙搞不好還會把荷蘭人請回來！
到了這個地步，不管是鄧飛還是其他人，已經沒心思跟王珠生等人解釋當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這些買辦的屁股本來坐歪了，甘為洋奴，就跟另一時空里的那位“李摘瓜”一樣。
鄧飛到這時候才終于明白了趙新的意思，要想徹底改變海外華人的命運，可不光是北海鎮跟西方殖民者的斗爭，而是涉及到了階級之間的對抗；階級斗爭有多殘酷，他可是很清楚，搞不好就是血流成河。
“趙新這個王八蛋，難怪他讓我來東南亞，原來打的是這個主意！”
就在鄧飛陷入糾結之時，王遠方正帶著兩百名的特戰營人馬，在距離巴城以東六十多里遠的叢林里艱難前行。他們的目標，是在一天后奪取位于巴城以東二十里的那座堡壘。
他們這群人是凌晨天還沒亮時從雷神號出發的，就是為了避開荷蘭人的監視。等太陽出來后，這些人就已經進入了叢林。
對于這樣的作戰環境，曾經在南方當了多年偵察兵的王遠方也十分頭疼。在這樣的環境里，部隊無法分散開按時間組織協同，也不能按照戰斗順序組織協同，只能是憑著能見度相互支援，急其所急。
事實上叢林作戰的最大問題不是蛇蟲，而是通訊，即便是另一時空有著GPS都沒用。要知道在高溫的環境里，誰能一直戴著耳機絕對算好漢。即便某人能堅持戴著，可悶熱潮濕的環境會使聽力降低，而聽力對于山岳叢林作戰十分重要。
因為在大占島上的短期訓練中表現出色，同時在會安之戰里殺敵勇猛，已經被提升為二等兵的溫岱和拉皮尼便作為尖兵走在了隊伍前方二十米處。跟以往不同的是，溫岱并沒有使用步話機和后方聯系，而是時不時的通過模仿青蛙叫，指引著后面的隊伍。
當兩人看到雜草中有一顆躺倒的大樹時，并沒有直接跨過去，而是從一側繞了過去，然后用蛙鳴聲提醒后面的人。之所以要這么折騰，就是因為樹干下很可能有蛇。
突然，正在前進的溫岱耳朵一動，像是聽到了什么，他立刻示意拉皮尼，兩人隨即便非常有默契的朝一顆大樹包抄了過去。
等溫岱看清草叢里蹲著的那個家伙時，他把槍緩緩收回，然后從大腿上抽出匕首，等對方被拉皮尼弄出的響動吸引時，溫岱如同猛虎一般撲出，左臂一把就箍在了對方的脖子上，隨即用匕首橫在了那人的喉頭。
此時溫岱懷里的那人因為斗笠被打掉了，露出了頭上的小辮子，溫岱知道這可能是個華人，于是低聲喝道：“不許叫，否則我一刀捅死你，明白嗎？”
被他摟著的那人先是忙不迭的“嗯嗯”了兩聲，隨后就被溫岱一把甩在了草叢里，他大口呼吸了幾下，等轉頭看清了襲擊他的人，頓時就嚇尿了。
“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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