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四維說出八稅一的時候，心都在滴血——大變法以來，趁著天下工商大興和張四維政治地位上升的東風，以王崇古為首領的晉商集團，大肆進軍工商業，獲得了很大的市場份額。
經過七八年的苦心經營，晉商與傳統的淮商、閩商、徽商、秦商、魯商、蘇商、江右商幫等大商幫一樣,新晉為此際天下工商的骨干力量。
這些大商幫本來自有傳統行業，例如淮商此前以鹽業為主；閩商以海運為主、秦商以茶馬為主、徽商、蘇商以典當和絲綢產銷為主、江右商幫以連鎖酒店業為主等等。
至于晉商，發家吃的是“政策”飯，發展到現在則以金融業和鹽業為主。所謂政策飯，實際上晉商骨子里帶著的“官商”基因——以“俺答封貢”最為典型，晉商集團通過壟斷漢蒙交易,賺取了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塞罕壩之會以后，朝廷全面開放了漢蒙貿易，秦商、淮商等大商幫也殺入這塊市場，晉商突然從壟斷地位跌落，吃了不少大虧。在王崇古的調度下，他們一方面鞏固傳統陣地，另一方面大肆進軍內地工商業，侵奪淮商、徽商地盤，并發展出以票號為基礎的金融業——現在則晉級為銀行業。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這些大商幫赫赫有名，但與朱翊鈞成立的工商集團相比，則如同螻蟻比之大象。大變法之前，有些商幫例如魯商、閩商和江右商幫，主動依附皇室的工商集團，為之提供原材料和物流服務，規模得到了極大擴增。
大變法之后,此前依附于皇室的這些商幫近水樓臺先得月,獲得的技術和市場都比晉商、秦商要好得多，因此晉商這些年發展并不如俺答封貢時期——晉商善“守財”，卻缺乏冒險基因,這也是王崇古等人早就發現并要極力扭轉的。
盡管缺乏冒險基因,但晉商這些年仍然在金融業、采礦業、木材加工運輸業、鹽業等方向取得了極大進展。尤其張四維在政事堂登頂后，晉商團體如同滾雪球一般，急速壯大。
但如今皇帝欲改稅制，張四維則暗暗叫苦。這對任何一個大商幫都是一個壞消息，而晉商尤甚。
明代自洪武以來，征收的工商稅都是極低的。課征辦法雖因課征對象不同而異，但對各類手工業品一直采用從價計征，稅率一般為三十分之一，且免稅范圍極廣，凡嫁娶喪祭之物，自織布帛、農器、食物及既稅之物，車船運自己的物品，以及魚、蔬、雜果非市販者皆可免稅。
但是，對于非商幫成員的工商業者來說，所謂的低稅率其實并不低——跟自耕農的稅賦一樣。條鞭法之前，朝廷征收的所謂“田賦”極低，萬歷初年時全國平均每畝4升。這是什么概念？按稻田算，大概百分之二；按小麥田算，大概百分之四。與戰國時期的日本按二分之一比例征收相比，簡直低的可憐。
但是這些正稅加上丁賦、均瑤、力差、雜泛——這些其實也算是“正稅”，關鍵是征收環節的腐敗低效和層層盤剝，自耕農的畝均稅賦就一下子暴增到了畝產量的三分之一，大概是所謂“田賦正稅”的十倍以上。因此遇到災年，大規模的兼并就不可避免。
商稅也是一樣，隨著朝廷的日漸臃腫低效，財稅不足的各級官府開始大規模設立鈔關收取“船料費”和“車馬稅”；城市則設立“門攤稅”以及各類“雜派”和“攤派”，前面的算是地方稅，后面的“雜派”和“攤派”則近乎地方官的勒索了，加上收稅環節的盤剝，與田賦正稅一樣，大明實際上的商稅并不低。
現如今工商業的實際稅率大概是十稅一，已經接近朱翊鈞所擬的“八稅一”的稅率。但是對于晉商等大官商來說，雜派和攤派，是沒有人敢收的。鈔關、門攤稅這些，他們也只交少量定額。相對于小工商業者，這些大商幫，稅負大概僅在十五稅一左右甚至更低。
因此，對于皇帝提出的稅率，張四維深感肉疼也屬理所當然——這相當于正稅翻倍還多。
而對于朱翊鈞來說，穿越前他是稅收工作者——明代的漏洞百出的稅收政策在他的眼中沒有任何秘密可言。畢竟，這才是他的本行。
從萬歷元年穿越時開始，朱翊鈞就在研究明代的稅收問題。但一直到萬歷十四年才有所動作，是因為他深知財稅政策的根本：首要的是涵養稅源。
變法之前，全國最大的稅源除了土地田賦此類的農業稅，就是朱翊鈞組建的工商聯合體——此際加收工商稅毫無意義，因為這個聯合體的利潤都被他用來搞研發、練新軍和幫助朝廷度過各種陣痛期了。
變法之后的頭幾年，各類工商企業盡管有資本支撐，但草創階段不能加稅，朱翊鈞需要的是它們野蠻生長，創造就業，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轉型。
如今大變法全面推開已經六年，朱翊鈞需要利用稅改給狂飆突進的資本套上新的籠頭。因此，稅改正當其時。
此際的天下是資本和封建的混合體，朱翊鈞給出的判斷是半資本、半封建社會。在各大城市，以紡織業、水泥制造、鋼鐵冶煉、采礦業、初級化工為主體的工商業已經培育出規模可觀的市場；在廣大農村，以耕織為主的生產力和宗族紐帶為基礎的上層建筑卻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初級工業品的社會化生產已經在城市里將原有的手工業摧毀殆盡，漳州民變就是典型的例子。通過多種政策壓制危機的朱翊鈞明白——新生的資本亟待擴大市場。
不管皇帝愿不愿意，資本的觸角將向鄉村延伸，吸納新的勞動力的同時擴大消費市場，但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無法提供這些的。因為這需要大幅度提高以自耕農為主體的農民的消費水平。
涉及到如此宏觀的經濟政策調整，不由得后世的小處長有如履薄冰之感。但后世中國有一個現成的經驗，朱翊鈞可以直接抄襲——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種“一力降十會”式的資本定向漫灌政策，將極快的催生城市，并立竿見影的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
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海量的資金，但資本家不可能主動掏出來。由此引出了朱翊鈞進行稅改的第二個動機——增加稅收，以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資金。
第三個動機就是解決土地兼并問題。朱翊鈞將稅改和“土改”放在一起，要的是二者之間的互相促進作用。因為基礎設施建設除了需要資金，還需要土地。沒有土地基礎的設施建設代價極其高昂，具體參見加州高鐵項目——朱翊鈞在黨校里面學過的。
以養心殿君臣交鋒引發的第二次萬歷大變法由是發端。整個頂層設計是極其宏大的——朱翊鈞擬在全國發起大討論，并廣泛的匯聚民意。張四維的書房談話，不過是大風起于青萍之末。
這個頂層設計的實現還有一個十分必要的前提，就是皇帝對全國經濟具有絕對的掌控力。在大變法之前，大明沒有成規模的工商業聯合體，掌控力不成問題，但沒有實現這個頂層設計的條件；大變法之后，嶄新的資本家已經大量誕生——帶著大量封建行會殘余的大商幫就是鮮明的例證。
因此，朱翊鈞不能容忍合盛元——這個晉商銀行脫離掌控之外。與內閣總理大臣的交鋒不是他對利益斤斤計較，而是不允許金融業脫離皇帝的掌控之外。
接近后世金融運行模式的銀行業在朱翊鈞的拔苗助長下已經誕生。不同于沒有穿越者指導的金融資本自行探索，朱翊鈞首先將金融業帶入現代化是為了更好的服務于工商業的發展，這正是他深思熟慮后做出的極其重要的決定——因為銀行業既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又是一個可以提前催熟的行業，因為這行業不涉及實業生產，制度上的嚴密和管理上的成熟只會讓朱翊鈞掌控實體經濟更加自如。
金融業的直接現代化固然讓資本缺少了必要的磨練，但朱翊鈞的初衷是不想讓資本與封建生產關系的搏斗中變得強大和無堅不摧，他需要利用最大的金融資本掌控國家，而不是反過來被資本掌控——此際的穿越者朱翊鈞，已經離開了單方面透明的地圖，與全世界一起進入了新的歷史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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